从8万到1400亿，从技术员到行业首富，他是外国同行眼中最硬气的中国人
2015年9月，恒瑞医药向美国incyte公司转让了一款产品的海外权益，一举赚了近8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创新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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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ID：hstl8888）
作者丨迟玉德 编辑丨陈光
美编丨刘彦潮
在技术上超越外国巨头一直是中国企业的梦想，许多企业也实现了这个梦想，比如家电领域的格力、面板领域的京东方、互联网领域的腾讯。
这些企业一步步构建起国人的商业自信，让人们一提起来就倍感自豪。
但这种自豪感，在医药领域荡然无存。
去医院走访一下，你会强烈地感受到国人对于外资药（在华生产）和进口药的迷信，尤其是当治疗重大疾病时。
买外资药和进口药需要花更多的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冤枉钱”，但国人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了：在健康面前，人们宁可吃亏，也不愿意买错。
这种心态自然是跨国制药巨头乐见的，也让其赚得盆满钵满。最风光时，它们一度占据中国医药市场60%的产品供应和60%的产业利润。可以说，它们主宰着中国的医药产业。
跨国巨头的药之所以贵，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药，而国内一些赫赫有名的药厂，其核心产品也只是一两款仿制药，没有自己的新药。
所谓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新药的仿制品。新药的专利保护到期后，其他国家和药厂便可以生产该类仿制药。
我国是一个仿制药大国，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95%的化药是仿制药。
新药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外新药进入中国很难，要在中国人身上再做一次临床试验，再加上进入医保的时间，会产生6～8年的“药滞”周期。
“药滞”现象大幅增加了化药新药的成本，导致很多国际药企放弃中国市场。
国外新药难以进入的同时，由于靠仿制药就能过得很舒服，国内药企也没有研发新药的决心。
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强药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为17.8%，高达603.9亿美元，而国内前十强药企研发投入仅为销售额的1%，约为3亿美元。甚至按照业内人的说法，国内药企的研发投入都有很大水分，绝大部分知名药企在新药研发领域的投入是0。
“很多企业不是不想投，而是投不起。”一位业内人士说。
2017年，德勤的数据显示，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成本为15.4亿美元，耗时14年。除成功的案例外，还有大量投资巨额的新药项目无疾而终，高投入高风险的新药模式，使得大部分国内药企望而却步。
缺乏研发资金的同时，国内药企也缺乏研发能力。目前，我国有4700多家制药企业，其中有研发能力的不到1000家，这1000家里还有很多外资或合资药企，剩下的国内药企绝大部分连仿制药都做得马马虎虎，甚至全无疗效。
中国医药界有一句老话：安全无效是好药。这句话虽然耸人听闻，却是业内公开的秘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局长毕井泉也不避讳地说：“药品的前提是有效，底线是安全，我们过去对安全强调得多，对有效性强调得少，如果是无效，那药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由于疗效不行，国产仿制药只能内部“消化”，出口国外市场的药品寥若晨星，甚至远低于印度。
这样的大环境，一度让关注医药行业的人感到绝望，但经过漫长的等待后，一批中国药企终于让人看到了希望，这其中，恒瑞医药是引人注目的一家。
与绝大多数国内同行不同，恒瑞医药极其重视研发，其科研投入占年营收的1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要知道华为去年的科研投入比约为15%，三星则不足8%。
当然，这样的投入和跨国制药巨头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绝对值金额，但在国内同行中，恒瑞属于凤毛麟角。
在国内，恒瑞医药向来被视为“研发一哥”，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不多，豪森医药是非常耀眼的一家，而豪森医药掌门人钟慧娟，则是恒瑞医药掌门人孙飘扬的妻子。
也就是说，孙飘扬家族掌控着两大知名药企，是医药领域的第一家族。2016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显示，这对夫妻的身家高达445亿元，是“中国医药首富”。
巨额科研投入带来的是畅销中外的产品。
恒瑞医药的主要产品也是仿制药，但它的仿制药品种好、数量多、速度快、难度大，在药效上十分接近原产品，有些还出口到海外，包括标准最严格的美国。
2011年，恒瑞医药的伊立替康注射液顺利通过美国FDA认证，成为第一个获准在美上市的中国注射剂。目前，其在海外销售的制剂产品已达9个。
相较畅销美国，更让国内业者兴奋的，是在创新药方面，恒瑞医药也颇有建树。
2015年9月，恒瑞医药向美国incyte公司转让自主研发的pd-1单克隆抗体项目的海外权益，该项目是全球最热门的新药项目之一，可有效提高人体抗肿瘤免疫力。这笔专利交易让恒瑞医药赚了近8亿美元，这也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向美国输出新药技术。
这些成就让外国同行对恒瑞医药刮目相看，孙飘扬也成了他们眼中最硬气的中国人。
在国内，恒瑞医药的表现更是威猛。其主打产品为抗肿瘤药，在该领域已连续近十年保持行业第一，市场份额超过12%。并且，由于癌症近年来持续高发，其股票受到投资者追捧，市值则已突破1400亿元，相当于3个联想，为行业之最。
恒瑞医药的成就无疑是耀眼的，但它的起点与大部分国内药企并无不同，甚至更差。
恒瑞医药的前身是连云港制药厂，这是一家国企，成立于1970年，从几口大缸、几口大锅起家，主要生产红药水、紫药水和片剂。彼时的恒瑞既没有品牌，也没有技术，只会帮大厂加工原料药，赚一些小钱。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是年，企业的账面利润只有8万元，职工却有300多名，一不留神就会倒下。
1990年，连云港制药厂做了一次重大人事调整，技术员出身的孙飘扬被任命为新任厂长。
孙飘扬1958年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进入连云港制药厂后一直担任技术员。被任命为厂长时，从未做过一把手的他内心十分忐忑，不知道前路该如何走。
尽管还看不清具体路线，但孙飘扬却看清了发展方向。多年的经验告诉他，给大药厂做灌装和粗加工没有前途，改变命运的唯一办法是仿制一款畅销新药，靠技术打天下。
想法很豪迈，但职工们并不买单：一个年利润只有8万元的小药厂，有能力吃技术这碗饭？
孙飘扬知道自己的想法听上去不可思议，但除了这样做，连云港制药厂真没有其他出路了。他在职工大会上动情地说，“你没有技术，你的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我们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这之后，孙飘扬开始寻找可供仿制的新药，不久，他找到一种名为VP16的热门抗癌针剂。当时连云港制药厂没有生产针剂的能力，但会制作胶囊，于是他们把针剂做成胶囊。该产品一炮而红，当年就赚了上百万元利润，让全厂职工舒了一大口气。
成绩为孙飘扬赢得了全厂职工的赞扬，但他随后的一个决定又让赞扬瞬间变成批评。
1992年，孙飘扬决定斥资120万元，收购中国医科院药研所开发的抗癌新药——异环磷酰胺的专利权。这是一场豪赌，120万元是药厂的大半条命，并且这些钱买的还只是专利，之后还要生产，还要临床测试，最终能不能上市天晓得。如果赌错了，药厂也就没了。
孙飘扬了解职工的担心，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坚信，异环磷酰胺是一款国家级新药，技术难度和工艺要求都非常高，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谁抢到谁赚到。
孤注一掷、如愿抢到专利后，孙飘扬又花三年时间进行试生产和临床试验，最终于1995年推出产品。
彼时，我国的抗癌药极度匮乏，该药一上市便成为明星产品，连云港制药厂也藉此确立了抗癌药领域的领导地位。
孙飘扬的这两场仗打得都很漂亮，做的也都是抗癌药。他之所以对抗癌药情有独钟，是因为当时癌症的发病率并不算高，大药厂不愿意做这种小生意，而小药厂又没有相应的研发能力，市场处于空白状态。
凭借这个空白市场，连云港制药厂赚到了第一桶金。有钱之后，孙飘扬又开始研发手术用药等品类，1991年～1996年间，他主导研发了20多个新药，其中有5个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产品”，而药厂的销售额也在1996年突破亿元，再也不是那个一不留神就会倒下的小药厂了。
步入正轨后，孙飘扬萌生了更大的梦想，他不再满足于只让连云港制药厂活下去，还要将其打造成一家制药大厂。
制药大厂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这就需要巨大的研发资金。孙飘扬很清楚，仅靠自身的滚动发展是达不成目标的，必须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上市因此被提上日程。
关于上市，孙飘扬当时有两种选择，一是让药厂以国企身份上市，二是把药厂转变为民企，然后再上市，而转变的方式是MBO。
MBO是英文Management Buy-Outs的缩写，意思是管理层收购。这是一种上世纪70～8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企业收购方式，企业的管理层通过融资购买公司的控股权，这样就把管理层和所有人合二为一，既可以提高经理人的积极性，也可以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一举两得。
90年代末，我国为解决国企连年亏损的问题也开始推广MBO，但MBO的范围并不局限于亏损国企，没有亏损但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企也可以MBO。该政策让大量中小国企摘掉了“红帽子”，也获得了更大的决策权。
孙飘扬也想MBO，他非常清楚，医药行业是一个竞争惨烈的行业，企业的决策者经常需要面对重大投资决策，而这些投资决策存在失败的巨大风险。在国有体制下，作为一个厂长，他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但又不甘心错失发展良机。另外，医药行业是一个智慧型产业，人才几乎等同于营收，而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最好手段，就是股权激励。
思前想后，孙飘扬认定，MBO势在必行。
不过，孙飘扬当时并没有马上推进MBO，而是先推进上市。或许，他是担心当时的舆论：有不少人把MBO描述为“贱卖国有资产”，而上市则没有这样的质疑。
1997年，连云港制药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改造后的药厂更名为“恒瑞医药”，有五家股东，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国企恒瑞集团。其后上市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2000年9月，恒瑞医药登陆上交所，募资4.6亿元。
上市后不久，孙飘扬斥资2亿元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参照美国第四大药企Chrion的标准建立，达到了世界水平。研发中心的成立大大提高了恒瑞医药的技术水平，其产品的销售也更好，一度拿下20%的抗肿瘤药市场。
这一期间，舆论关于MBO的讨论也尘埃落定，质疑声消失。2003年，孙飘扬启动了恒瑞医药的MBO进程，恒瑞集团将大量国有股转让给几家民营企业，其中获得股份最多的一家是天宇医药。
天宇医药是恒瑞医药管理层成立的公司，孙飘扬起初不在天宇医药任职，但后来逐渐成为其控股股东。
2006年，恒瑞集团又把剩下的国有股全部转让给天宇医药，使后者的持股比例达到24.6%，成为恒瑞医药的第一大股东。有评论称，孙飘扬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场“曲线MBO”。
然而，就在各项工作顺利推展之际，2006年11月，孙飘扬被一纸判决惊出一身冷汗。
三年前，世界第三大医药公司法国安万特在上海起诉恒瑞医药，称后者的拳头产品“艾素”涉嫌侵犯其专利权，要求恒瑞医药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40万元经济损失，并支付诉讼费用。官司打了三年多，一审法院最终判定恒瑞医药败诉。
这是恒瑞医药第一次遭遇涉外诉讼，就败得如此彻底。40万元赔偿金并不多，只是象征意义，但“停止侵权”的判决却让恒瑞医药难以承受。
涉案的“艾素”是肿瘤化疗药物中的一线用药，该药由法国安万特公司首创，于2002年前后进入中国，但很快被恒瑞医药仿制。恒瑞的仿制药和原产品药效差不多，售价却差了一半多。凭借价格优势，艾素迅速抢占市场，到判决书下达前已经大卖3亿元，占恒瑞总营收的20%以上。
由于这款产品如此重要，所以判决书一公布，恒瑞医药的股价就大跌近8%。投资者担心，如果这份判决成为终审判决，艾素的生产将会停止，恒瑞未来也将不断面临类似的官司。
孙飘扬不能接受这样的前景，他决定上诉，推翻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对安万特有利，但该判决的理据却并不坚实。
安万特虽然是涉案产品的原创者，但其产品专利申请于1993年以前，而我国专利法不保护1993年以前的产品专利，因此恒瑞医药有权仿制。除了产品专利之外，安万特还拥有工艺专利，该工艺专利受到我国专利法保护，而恒瑞医药也有自己的工艺专利，也受法律保护。
恒瑞医药之所以败诉，是因为一审法院称，恒瑞医药无法证明，在没有专家监督的情况下，它是按照自己的工艺而不是安万特的工艺进行生产。
这个理据太过牵强，孙飘扬坚信自己一定能翻盘，事实也如其所料，上诉法院最终撤销了一审判决。
然而，官司并未就此结束。败诉的安万特很快又把恒瑞医药告到北京，并把侵权赔偿金要到1亿元。这场官司又打了两年多，最终安万特理屈词穷，只好撤诉。但在此期间，恒瑞医药的名誉和销售都受到不小的影响。
向恒瑞医药发起诉讼的还有美国礼来制药。礼来制药是全球糖尿病药物的领导者，几乎垄断了我国的胰岛素市场。孙飘扬也想进入胰岛素市场，因此挖了几位前礼来科学家，结果被礼来视为眼中钉。2006年，礼来以“侵犯专利权”为由在中国起诉恒瑞，但最终败诉，根本原因在于恒瑞的仿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安万特和礼来的诉讼都带有恶意，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索要赔偿金，而是把恒瑞医药拖住。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梳理的资料显示，这是一种常见的竞争手段，欧美市场也有，但巨头们在欧美市场不会随便发起诉讼，因为那里的反垄断法要求原告方一旦败诉，要向被告方支付一大笔赔偿金，而我国没有这样的规定。
虽然赢了两场官司，但孙飘扬的内心并不踏实，他越来越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创新药体系，未来只会更加艰难。因此，虽然在技术上被外资巨头欺负，已成国内药企的常态，但孙飘扬还是决心大干一场。
其实，技术员出身的孙飘扬老早就想做创新药，但是创新药不是他想做就能做的。
德勤的数据显示，在国际上，前些年，研发一款新药的平均成本为12亿美元，耗时10年，但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已攀升至15.4亿美元和14年。新药的专利期一般为20年，也就是说新药上市后最多只有10年保护期。
在保护期内，新药的售价很高，利润丰厚，但获得这样的厚利需要冒极大的风险，一旦赌错，损失惨重。
这是一个豪赌游戏，一般药企玩不起。
遭遇官司之前，恒瑞医药只确立了一个创新药项目，当时孙飘扬为企业规划的战略是，优先发展仿制药，而且要仿制那些尚未被仿制的高利润产品，做到“首仿”。
首仿是一种很聪明的战略，它既保证了利润空间，又提升了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风险极小。
其实，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也是做创新药的应有之意。恒瑞医药虽然已上市，但与跨国制药巨头相比，本钱太小，亏不起，必须一击而中。
孙飘扬认为“一击而中”的关键是，开发那种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患者需求量大的药物。找来找去，他发现抗胃癌药最符合要求。
胃癌是有中国特色的高发疾病，全球有近一半的胃癌患者在中国，在我国恶性肿瘤中，胃癌的发病率位居第二，死亡率位居第三，每年有超过35万人死于胃癌。
并且，由于胃癌早期症状不典型，再加上我国尚未普及胃镜检查，60%～80%的胃癌患者被确诊时已到晚期，5年生存率不超过20%，几乎是坐等死亡。即便是那些接受化疗的患者，也有70%～80%的人面临二线化疗失败，他们非常需要一种新的救命药。
孙飘扬决定开发这样一种救命药，而且是靶向药，这种靶向药只杀癌细胞，不杀好细胞，不同于一般的抗癌药。
开发这种创新药的风险不小，但好在跨国制药巨头对胃癌靶向药不上心，所以没有致命的竞争。
2005年前后，恒瑞医药逐步确立胃癌靶向药项目，项目受到国家高度重视，被列为“十一五”、“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此后十年，孙飘扬带领科研团队殚精竭虑地研发，终于在2014年研发成功，并获批上市，产品被命名为“艾坦”。
艾坦是全球第一个用于胃癌治疗的靶向药，也是目前标准化疗失败后的晚期胃癌治疗药物中唯一的被证实有效的小分子靶向药，可以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艾坦是恒瑞医药的第二款新药，恒瑞总经理周云曙则称，“阿帕替尼（艾坦）归为我们具有真正意义的创新药。”这款“具有真正意义的创新药”已获全球发明专利，研究成果被发表在全球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恒瑞的研发团队还赴美国肿瘤年会向全球各国专家做报告，对于中国肿瘤界，这还是第一次。
2015年9月，恒瑞医药的另一个新药项目——pd-1单克隆抗体项目，也取得了重大成果。它的海外权益被恒瑞以8亿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美国incyte公司，这是中国药企第一次向美国输出创新药技术。
成就让孙飘扬感到振奋，但他未来的道路并不好走，尤其是在中国医药市场即将迎来变革的时刻。
恒瑞医药已经具备了世界级研发能力，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药企正因研发能力羸弱普遍陷入困境。
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梳理的资料显示，国内药企勃兴于2000年左右。彼时，国家为解决药品短缺问题，大幅降低药品审批标准，为仿制药大开方便之门。一时间，各种仿制药疯狂上市，仅2005年一年就上市了10000多个品种。
这些仿制药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令人堪忧。一个极端的例子是，2001年，一个在读博士与两个合作者，通过拼凑文献，一个晚上就“研发”了一种新药，该药甚至至今仍在流通。
由于疗效不行，所以国产仿制药卖不上价，一般仅为原产品售价的10%，甚至更低。一款到期新药，有几十上百家药企争相仿制。为了出货，各家药企把注意力都放在拉拢医院上，造成自己没有议价权，利润率被压缩在15%以内。利润不足就没钱研发，恶性循环开始。
这种恶性循环让政府很揪心，政府正在研究办法改变局面，核心理念是提高仿制药的标准，最终以疗效为准绳。一旦执行新的标准，上千家药企将被淘汰出局。
恒瑞医药的仿制药是经得起考验的。事实上，仿制药原本没有贬义，欧美国家的主流药品也是仿制药，新药专利权到期后就会被仿制，仿制药和原产品的化学成分和药效一致，价格却是原产品的30%。恒瑞医药的仿制药就达到了欧美水平，售价也高于其他国产仿制药。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跨国制药巨头在创新药专利到期后，一般不会与国外同步降价，相当于有无限的专利期。
国家一旦提高仿制药的标准，意味着整个行业在科技上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对跨国制药巨头是有利的。恒瑞虽然有很强的研发能力，但其体量和巨头们无法相提并论，也无力与之展开正面较量。
面对前景尚不明朗的局势，孙飘扬在创新药方面的战略是打“敌弱我进”的游击战，而不是正面对抗的阵地战，因为打阵地战是需要对等体量的。
2016年，中国医药市场的销售额超过8000亿元，是世界第二大医药市场，而恒瑞医药同期的销售额仅为110亿元，不足整个盘子的1.4%。再看其竞争对手，美国辉瑞是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其2016年的年营收为528亿美元（约3600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据足以反映中国药企的羸弱，以及恒瑞医药面临的竞争是多么残酷。
这个行业的竞争规则其实很简单：一切拼技术，技术强弱决定企业兴衰。
孙飘扬是国内药企掌门人中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一直用技术引领恒瑞医药走到今天。目前，恒瑞医药在连云港、上海、成都和美国设立了研发中心和临床医学部，公司现有研发人员1300多名，其中博士、硕士及海归人员700多名，这些技术积累是恒瑞医药走下去的资本。
当然，恒瑞医药最大的资本是孙飘扬本人，他是公司里最懂技术的人，负责参与了4项国家“863计划”项目的研究，其个人就拥有86项国家发明专利和35项世界专利。这也是他能不断做出正确决策的秘密。
孙飘扬制定的下一步决策是国际化，也就是把恒瑞的仿制药和创新药卖到海外，尤其是欧美。与国内市场相比，海外市场对于技术的要求更高，利润也更有保障。
赚到足够利润后，孙飘扬还是会把利润用于开发新药，目前，他已经开发了17个处于不同临床研究阶段的新药品种，每年上市1～2个新药，希望形成良性循环。
孙飘扬坚信这条路是走得通的，日本药企武田就走通过。武田也靠仿制药起家，逐渐形成品牌仿制药，然后出口到欧美，80年代又凭创新药上市，随后陆续推出创新药，最终跃升为全球排名前二十的制药巨头。
榜样的激励让孙飘扬对未来充满信心，他誓言要把恒瑞医药做成“中国的专利药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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